老虎机经验

来源:君克地热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8-05 09:12:34

“未婚先孕”、“私生子”、“黑户”……与她们联系最紧密的曾经是这样一串串词汇。因为在公众的观念里,没有合法婚姻的姑娘就生的孩子“见不得光”,因为等不到一个让公众认可的“名分”,她们一直隐忍着,含泪含痛隐藏在公众的视线之外。

虽然法律给了她们的孩子和那些父母有婚姻的孩子一样的地位——我国《婚姻法》规定,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她们仍然无法堂而皇之。

但是,在2005年度临近尾声的时候,三个与未婚妈妈有关的消息正在“改写历史”。

那个名叫王纳文的未婚妈妈再度把孩子的父亲、前足球明星高峰告上法庭讨要孩子3岁之前的抚养费——3岁之后的抚养费已通过之前的一场官司解决;一个名叫章桦的女子,称自己“已经没有什么隐私”了,此前,她作为主角出现在一部名为《姐妹》的20集电视纪录片里,现在同名的DVD、书籍即将与公众见面。在《姐妹》中,章桦未婚生育的故事占了不小的篇幅;另一个消息自11月6日起牵动人心:“单身妈妈求助热线启动”,电话开通不久,一个22岁的未婚妈妈的电话打进来,话没说几句就哭了起来……这条热线是由国际性福利机构“红羽毛”女性医学援助金在上海设立的,以60万元资金援助身患疾病的“单身妈妈”,热线启动三天,就接到咨询电话200多个。

纠纷、心伤、疾病,正在纠缠着王纳文、章桦和打热线的女子。但是,随着时代进步,和她们的勇敢面对现实,人们对待她们的态度正在转变。

她上了李京红辗转五省七市拍摄的20集电视纪录片《姐妹》。《姐妹》已经在多家电视台播映,她作为未婚妈妈一事,因此广为人知。

李京红面对充斥荧屏的古装、打斗、矫情的电视片,十分不习惯。他这个外行想拍个片子,改变一下现状。他认识章桦,知道她家没有男孩只有四个姐妹,她们背井离乡、漂泊在“都市边缘”的人生历程充满艰辛。于是,他把镜头对准了她们。

三年间,章桦作为一个未婚母亲的爱与痛,被李京红尽收眼底。而那架摄录了太多泪水和辛酸的摄像机,也无意间戳穿了章桦遭遇的感情骗局。

如今,这个以十几年青春、天南地北追逐一个“家”的女子,不再为情所困,人生也因《姐妹》而改变了航向。但是,她依旧常常会眼含热泪。

他十分在意户口,而我当时因为是农村户口而十分自卑,当时就是想要一个家,嫁给城市人,并不是多好的物质生活……

“章桦?”这就是那个从东部浙江漂泊到西南昆明、再到南部深圳、如今漂在北京,闯荡了大半个中国,一面追寻爱情一面追逐事业的小女子?

2005年11月9日,本刊记者和章桦约定采访。主题就是“未婚妈妈和她们的孩子”。她答应了。前一天,繁忙的章桦刚刚从外地赶回来。

此时,她已告别了伤心的“发廊老板”身份,甚至告别了生养自己的南中国,在离自己的女儿近一点的北京落地,用瘦弱的肩膀扛起摄像机,开始记录像当初的自己一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的命运。

现在的章桦,至少有三种身份:电视纪实片拍摄者、新闻人物、“知心姐姐”。

她刚刚结束的行程是一次“拍摄”,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跟踪拍摄她,上海电视台的记者排在我们之后等待采访,她的工作电话不停地响起,来电几乎都是为了向她倾诉……

出生在浙江衢州一户农家的章桦,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和二姐一道在家乡开了一家“姐妹”理发店的章桦,带着把事业做大的梦想,到了城市。姐妹俩把一家理发店,开在春城昆明。

一天,一个年轻客人走进了她的店铺,他的帅气令章桦眼前一亮。章桦一边为他修剪头发,一边和他聊天。在客人满意地离去时,留给章桦一串诱人的信息:他姓杨、高干子弟、大学生、刚毕业、来昆明旅游。

“正好那段时间我姐姐回家了,理发店就剩下我一个人,在昆明没有其他亲人,一个人十分孤单。小杨的出现使我的生活有了活力,也让我觉得没有那么孤单了。我忙的时候,他就给我叫盒饭。”章桦说。

就这样,没有多久,他们就同居了。这一同居,就是一年。“当时,我也没有考虑很多。觉得既然两个人在一起了,就应该互相信任。”她说。

转眼,1991年春节到了。章桦兴高采烈地带着小杨回家过年。天上掉下个“准女婿”,她的父母热切期盼着,女儿能和小杨成就一桩美满姻缘。不料,小杨那边的反映却很冷淡。他说把章桦的照片拿给父母看了,父母表示反对。但他“痴情”地表白,只要自己喜欢章桦就可以了。

春节后回到昆明,小杨一直呆在章桦的店里,靠章桦的理发店支撑两个人的生活。

章桦劝他出去找工作,他理由很充足:自己是学生物学的,要搞专业。他经常会抓一些蝴蝶回来做标本。章桦信以为真,不再催他找工作。

不久,章桦怀孕了。小杨想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她坚决反对。“我们还没结婚,怎么能要孩子呢?”她也怕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下孩子,连累家人。

这一次,小杨坚决要她把孩子生下来。“如果你把孩子拿掉,我们俩就走到尽头了。”听着小杨这样的话,已经深深爱上这个男人的章桦妥协了。为了不让亲人受“牵连”,怀孕不久,她就和家人断绝了联系。

1994年,一个没名没分的女孩出生了。同样没名没分地做了母亲的章桦,看着女儿娇小可爱的模样,为她取名“俊俊”。

因为擅自做下了“未婚生育”这么大的事情,章桦两年多时间没敢联系家人。

长时间没有章桦的消息,家人焦急万分。1995年,她父亲决定派章桦的一个姐姐来昆明找她。为此,小杨把电话打回章桦家。接电话的是她的二姐,听说这个姐姐怀孕快生孩子了,想让章桦他们回去,小杨一不留神说,他和章桦的孩子都快两岁了。

石破天惊!第二天,章桦的父母就急匆匆地赶到昆明。见生米已煮成熟饭,两位善良的老人伸出援手,要把俊俊带走帮他们抚养。但是,倔强的章桦拒绝了。

章桦不想让父母带走这个“不明不白”的孩子。她想结婚后,合理合法地带着女儿回娘家!

我去北京,是因为这里离太原近。我并没有完全死心,还是在等他,希望有一天他来找我。

1995年春节,像普天之下所有父母一样,章桦的父母想让所有漂泊在外的孩子,在这个传统的佳节,都回家团聚。在父母的邀请下,章桦锁上理发店,和小杨一起带着俊俊回到浙江衢州。

这一次上路,她怀揣着一个青春女子的美丽梦想。先回自己家,再去小杨家,把婚姻大事商定。

和小杨同居生活期间,一直是章桦养活小杨。这个从江南水乡扑腾到城市的“丑小鸭”,一直寄居在城市边缘,她想嫁给小杨这个城里人,通过婚姻的跳板蜕变为“白天鹅”。

在昆明,章桦一次次提到婚姻,一次都没有得到小杨的热烈响应。回家住了一段时间,她老话重提,坚持要回小杨在山西太原的家。小杨却说:“我们现在穷困潦倒,回去肯定不会被家人接受。”

在居委会负责人出面要求小杨和章桦结婚的情况下,小杨假意答应带章桦回家。

火车行至中途郑州,小杨就拉着章桦下车了。小杨说,在回家之前,想先看看在此地的外婆。但在外婆家一住就是两个月,章桦也没等到一点小杨要回家的意思。忍无可忍之下,她召集外婆家的亲戚开家庭会议,主题是:“结婚还是不结婚都应该给我一个说法,不能这样耗着我的时间!”

一看小杨母亲普通的装束,章桦心里咯噔一下,先前的怀疑得到证实。“他一直说自己是高干子弟,我基本上明白他一直在骗我。”章桦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但是,善良的章桦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第二天,带着残存的幻想,她跟着小杨一家启程前往太原。

到了太原,章桦并未被允许回到小杨多次向她描述过的“有三道岗哨”的家,而是像当初被滞留在外婆家一样,被“寄存”在小杨的一个表哥家。

这一次,单纯的章桦学会了和小杨斗智斗勇。她留意了一下他的身份证地址,并顺藤摸瓜来到了他家。这是一个隐藏在曲折巷子里的平房,一个普通得有点寒酸的贫民之家。

面对真相,章桦并未感到多么失落,她原先看中的是城市户口,经历了如此多的波折后,她现在更看中给孩子一个实实在在的家。

这一次,小杨勃然大怒。也许是因为精心构筑的一切被戳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最终,半年的奔波与等待一无所获。章桦只等到小杨一句“承诺”:“把孩子留下,给我半年时间,想通了我去找你。”

像一只孤雁,章桦孤单地离开太原独自南下。此时,已是1996年下半年。她关了昆明的店,回到浙江,以整整半年时间信守着一份“等待”的承诺。但是,她什么也没有等来。

1997年春节过后,章桦北上,来到北京的大兴区,开了一家理发店。至此,这个弱小的女子陷入“爱情”旋涡已经长达7年之久。

“去北京,是因为离太原近。当时,我并没有完全死心。我还是在等他,希望他有一天来找我。”章桦说。落脚北京,也是为了离孩子近一点。作为母亲,她没有一天不在牵挂女儿俊俊。

小俊俊自从1996年被章桦带到太原,就跟着奶奶生活。在1997年和1998年间,章桦一有空就去太原看望俊俊。小杨和他的母亲都非常爱章桦生的女儿。对她的一次次突然来访,小杨母子都有点害怕,怕不知什么时候,她会突然把孩子带走。1999年的一天,小杨突然从海南给章桦打来一个电话,称他已经带着女儿到海南生活。因为不知道小杨其实是带着女儿去那里旅游,章桦在此后长达两年时间没有看到自己的女儿。

像当初来北京一样,还是为了离女儿所在的“海南”近一点,2000年,章桦把理发店转移到了深圳。

随着那个名叫“柏丽”的美容美发店的卷帘门哗啦一下拉开,《姐妹》一片的拍摄也拉开了序幕。

对平民感情有深切体味的李京红本想记录下“柏丽”的发展壮大,不料却记录下了章桦这场马拉松爱情的意外结局。

——章桦的话中,透出一个未婚妈妈在得知永远无法给孩子一个“家”后的辛酸、无助、愤怒等多种感情。

2001年,章桦的妹妹要结婚了。这勾起了她的父母那桩未了的心事:两位老人告诉章桦,让她联系一下小杨,把他们的“事情好好商量一下”。

从深圳启程前夕,章桦和在“柏丽”打工的湖南女孩小芳、贵州女孩阿文合盖着一床被子,躺在一张大床上聊起了已两年没见面的女儿。导演的镜头带着我们,从“她们轻松的表情背后”,透视出“曾经沉重的过去”。

女儿不在身边,想孩子的时候,她惟有找出珍藏在身边的一叠子照片把女儿看个够。

面对照片中的女儿,章桦顿时愁肠百结:“我不知道他不跟我打结婚证的原因和理由是什么。我说我要他给我一个交代,说要去他家,非去不行。去了太原,却让我去他的表哥家住。我一个人在那里呆了一个礼拜,跟疯了一样……一狠心,我提着包上了火车。”章桦讲述的,是1996年那次去太原的故事。

“等我踏上火车的时候,我就想还是下去吧。那孩子,他抱着,在火车底下,哭啊,叫啊,扒在车门上叫妈妈——,妈妈——我也扒着火车,在上面哭。我就不知道那一分钟是怎么过的。到底是下车还是不下,下还是不下,就这么矛盾着,车开了。”泪流满面的章桦说,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家的,到家后,“整个人都不像人了”。

章桦说,自己不想跟任何人提起自己的孩子,一提起小孩,就控制不住自己。

在章桦倾诉时,一旁的阿文,双手掩面,始终一动不动。待她松开手时,早已泪流满面。

“一直以来,没有人知道我有小孩。只有这个发廊里的人知道。我从来不提我有小孩,我还是每个月都去看她的。如果不去看孩子,我心里就特别难过。一去,孩子就特别高兴,一去就说‘婆婆(帮她带孩子的好心人),我妈妈来了’。听到她这样叫,很激动;因为她,心里也难过得要命。”说这番话的,正是阿文。

此刻,同样泪流满面的章桦点燃了一支烟:“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孩子。”阿文终于忍不住悲伤,痛哭失声。那哭声,凄厉地弥漫在小小居室,经久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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