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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君克地热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8-05 10:55:51

据记者了解,这次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的患者,主要分布在资阳市雁江区和简阳市的23个乡镇的49个村。发病前共同的特征是都接触过病死猪羊,有的是屠宰时割破了手,有的则是吃过病死猪肉。这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卫生部、农业部在接到疫情报告后,立即派出联合专家组,赶赴四川协助当地开展流行病学的调查工作。

与此同时,来自北京和成都的有关专家还对患者家庭及周边环境,比如水质之类的状况进行了调查,以便尽早确定发病原因。而在病因尚未确定的时候,为了避免疾病进一步扩散,当地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还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同时,有关部门还挨家挨户去散发传单,号召群众不吃不买病死的猪羊肉。

资阳市雁江区副区长付萍:我们按照应急预案的要求,每日实行零报告制度,每天有三次报告,

付萍:我们是每个乡镇把情况收集以后报应急办公室,然后应急办公室把情况收集以后报市里的应急办公室,还有畜牧部门报市畜牧局,区上的CDC(疾控中心)就报市的CDC(疾控中心)。

对于已经发生的家畜死亡病例,畜牧部门采取了深挖、消毒和掩埋的无害化处理,还对病死家畜所经过的路线及活动范围进行全面消毒。为了防止疫情向外地扩散,领导小组还在所有通道口都设置了检疫点。

记者:这里是进出资阳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路口设置了临时动物检疫点,有很多部门联合起来在这里执勤,主要针对运送生猪和家禽的车辆进行重点的检查,以防止疫情的扩散。

资阳市雁江区动物防疫监督所所长周攀:进入屠宰厂后就迅速进行验证查物,有证的可以,没证的就必须进行严格检验,同时,即使是有证的,我们对车上的猪头猪肉生猪都要看,是不是健康,经过检验再进入市场,市场上还有工商对肉品进行观察。

目前我们从卫生部和农业部获悉的最新消息,近期病例可能还会增加,但新发病人数已经呈下降趋势。这次发生的疫情与非法私自宰杀患有猪链球菌二型的病死生猪有关。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人与人之间无传染,也没有证据表明,猪与猪之间有传染。这次患病的猪呈散发状态,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普发。而且发病猪都在卫生条件较差的圈舍和散养户中,大型养殖场和专业养殖户没有出现病猪。

《新闻会客厅》7月25播出节目《台湾名人系列——陈文茜》,以下为节目内容。

她是台湾最有名气的女人之一,她是个既温柔又霸气的政治家,她被台湾舆论称为“打击陈水扁的专家”,她是李敖口中最聪明的女人,她就是陈文茜。

陈文茜:“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平凡的人,我只可能成为现在的这样一个人。”

她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从政女性的印象。陈文茜不仅思路清晰、口才敏捷,而且她不屈从于政治圈中一些默认的规则,不肯穿灰色套装,剪“男人头”。相反,她喜欢染红色头发,穿超短裙,经常以各种夸张怪异的造型出现在公众的面前。

白岩松:文茜,你的装束的变化也像你的语言一样,非常具有新意,每次会特别考虑出镜时的形象吗?

陈文茜:没有,就是随心所欲,其实女人要是很刻意装扮就不好玩,我就是生性如此,小时候认识我的人会觉得我现在已经很收敛,因为我以前头发染了七个颜色,在我20岁朋克文化刚刚起来的时候。

白岩松:好多人可能天生有一种概念,当政治和女性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女性就被模式化,头发应该短一点,应该穿职业装,但在陈文茜的身上,这一切都被打破?

陈文茜: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政治人物,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到底女人在政治里头要做什么,我感觉政治是要管理众人之事,如果你自己都做不了主,你管什么人家的事。我注意到大多数女人从政的第一步就是否认自己是女人,比如先把整个外表,服装都让大家忘记我是一个女人,好像不在我的性别上做文章,就可以承认我的专业性,我的严肃性,我的代表性。所以每个女人竞选或从政的时候,在台湾,在华人社会,甚至在华盛顿地区都有这个特质,比如奥尔·布赖特,她头发梳得很干净,讲话的时候一定很凶煞,让你无法否认她的专业跟权威。所以大多数女性找了一个很安全的方法,可是这个安全的方法某个程度来讲,是你否认每一个人的特殊性,而且否认你自己的特殊性,而且否认你自己代表的性别。所以你把自己一下杀了三遍以后,才让自己活过来说我是你的代表,所以我觉得女性从政,你到底帮谁争取权利,你把自己杀了算什么,你就是一个傀儡,符合众人期待之下的一个傀儡。

白岩松:但是在接触政治的时候,大陆会有一些朋友想问你,政治好玩吗?

陈文茜:好玩啊,对一个女人来讲好玩,我说一个很正式性的回答,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说,你知道女人,女人在这个社会自己并不容易独处,你嫁丈夫也不容易独处,你单身也不容易独处,所以我们看到大多数的家庭主妇、职业妇女都不太快乐,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其实世界上可以给一个女人的东西相当的少,她就守住一块天,守住一块地,守住一个家,守住一个男人,守住一群小孩,她的人生到后来到了中年的女子,她很少感到幸福,她感到的是一种被剥夺感。我觉得从政有一个好处,它让我从小活得跟一般女人不一样。某个程度来讲你有这种气魄,这个气魄未必帮助你真正在政治事业里表现杰出,但是能帮助一个女人在处理她的私人事情里面表现杰出,她就变得很超越,格局很大,其实人生处境最怕格局很小,我觉得从事政治工作有一件事情帮助我,你的人生和事业都好不同,所以你面对自己真正实际生活的困境的时候,你很容易比一般人真的放得开,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幸福来源。

白岩松:有人说女性最美的时候是当她走在T型台上,把最好的一面给了观众,政治是不是你的T型台,你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秀出来?

陈文茜:我必须承认政治给我发的光最大,当我活到我现在这个年龄,将近半百的时候,我还要回来看我身边的很多人,看看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头发光,我发现我好像有一种毅力,一种很奇怪的,与生俱来的一种毅力,有一种信念,它可能不切实际,可能跟客观环境脱离得很远,可是这个毅力变成一种勇敢,这个勇敢使你发光,因为这个世界上多数的人都活的很怯懦,很伪装,这种勇敢是明显而易见的,在很多事件,在你的脸上,在重大的历史关键时刻的时候,它结果就变成好像很多人就会觉得你好像“虽千万人而吾往矣”,所以它帮助你迅速的发光,而那个光亮就比在文学等其它领域里来的大。

陈文茜年轻时就表现出了自己的政治天赋。当她还是台湾大学法律系学生时,就已经开始参加党外政治运动,24岁时她已经是竞选总干事,属于台湾民主化运动的第一批参与者。1986年,民进党成立初期,陈文茜就参与其中,属于元老级别,前民进党主席陈水扁也算是她的政治后辈。

尽管年纪轻轻就已经拥有了丰厚的政治履历,陈文茜却自言没有政治野心。

1987,她远赴美国留学。以后的十年时间里,陈文茜涉猎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运动、国际政治、恐怖主义等诸多学科。1995年,陈文茜返回台湾出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此后还担任过民进党主席特别助理、青年部主任等职,为扩大民进党的知名度做出了很多努力。她自己也因为女性化的外表,敏捷的思路、犀利的言词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

对于自己的最终目标,陈文茜一点都不含糊:她表示自己人生最大的志向,就是要做两岸的谈判代表。

白岩松:其实大家看到了一段时间你跟政治之间的一种紧密的关系和这种热情,可是你又会有另外的一句话,其实我没有政治野心,我该怎么理解这两个之间仿佛很有落差,甚至很矛盾之间,同时却摆放在那儿?

陈文茜:我其实是超越不了我性格的某些限制,其实多数人都超越不了,我只是比多数人了解自己。所谓说没有野心,不是说我很了不起,我很清纯,我是一个清纯玉女,不是如此的。你一定要了解自己,我是一个要求自己活在真诚状态中的人,这个是我自己超越不了的,我没有办法,我今天如果要选台北县县长,我要加入国民党,我要取得提名,我必须跟很多地方派系的人合作,我要跟很多县市议员的人周旋,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愿意或者不愿意,我愿意放弃我的文学想象,放弃我对很多艺术的偏好,我做不到,我不是这种人,简单讲就是你就不是这个料,你要看清自己,所以不用讲什么太伟大的话,你知道吧。

白岩松:可是你又说你很希望,假如有一个角色能扮演的话,你很希望扮演像辜振甫老人这样的角色?

陈文茜:对,这是我的精明,因为那个符合我的性格,符合我的理想愿望,其实在1998年的时候,我就认为说我在台湾的政治做得差不多了。我就觉得,如果我对政治有理想,我想做什么,其实我一直想要把自己跟历史有关的人,所以我就想做民族大事,民族大事是什么,就是两岸,所以我就一心一意的就觉得说,我要接辜先生的位置,我跟辜先生说过很多次,说我来当海基会的副董事长,当然辜先生对我很疼爱,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我想在两岸谈判里扮演一个角色,希望能够把桥梁建立起来,把成见抛在旁边,如果它的定义叫做政治,它是一个历史性的政治,而对我而言是有意义的政治,如果政治为的是个人利益,权利的政治,那我觉得我的牺牲太大,我不干,可是如果是历史性的政治,我觉得我对它充满了幻想,对它充满了热情,对它充满了,我们用英文讲,就是你愿意献身的愿望,那个时候你觉得牺牲自己是一个小事,所以你如果讲我如果愿意交换的就是只有像这一类型的工作。

本报讯(记者王洪伟摄影报道)这是一个相当曲折、传奇的爱情故事,但爱情的主角一直残缺不全。爱情的一方“独角”叫蒙坤派·博萨拉康,一个曾经威震泰国拳坛的泰拳冠军,如今寄身于广州一家民间武馆,靠传拳和表演泰拳维持生计,6年来,他就一直这样坚持不懈地穿行在广州街头,寻求自己的爱情故事,苦苦不愿离去。最近,记者在广州的一家民间武馆里,见到了这个痴情的泰国拳王蒙坤派·博萨拉康。

1957年4月,蒙坤派·博萨拉康出生于泰国东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上有一个哥哥,下有四个妹妹。爸爸、哥哥都是泰拳爱好者。10岁的时候,他开始跟着当地一个有名的老拳师系统学习泰拳。1974年,蒙坤派·博萨拉康在当年的全国中学生泰拳赛事中获得冠军,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地走上职业泰拳生涯。在大学毕业后的两年里,即1996年和1997年,蒙坤派·博萨拉康先后两次获得泰国全国泰拳比赛冠军。

1998年,应湖北公安县一家民间武馆的邀请,蒙坤派·博萨拉康第一次来到中国传授泰拳。此后,蒙坤派·博萨拉康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先后到大连、北京等地传授泰拳。

据蒙坤派·博萨拉康的一个学员许学明介绍,来中国后,在1999年的一次广州传拳活动时,蒙坤派·博萨拉康遇到一位中国女子,那个女子已经30多岁,在广州某中医大学读在职中医硕士,是慕名找到蒙坤派·博萨拉康学泰拳的,蒙坤派·博萨拉康很是钟情那个女子,但后来那个女子不知什么原因突然不学拳了,而且消息全无。

“这对一厢情愿的蒙坤派·博萨拉康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许学明说,“后来,他常常到那所中医大学,在校园里兜转,也一直没有那个女子的下落。他就想找到那个女的,表明自己的心迹。”即使已经穷困潦倒,蒙坤派·博萨拉康说什么也不肯回国,连他在泰国的拳馆,都转让给了别人。

2002年底,许学明把蒙坤派·博萨拉康推荐给广州的一家民间武馆,担任泰拳教练,武馆每月给蒙坤派·博萨拉康2000元的月薪———他在泰国有自己的拳馆,拳馆每月至少都有相当于5000~6000元人民币的进账。因为工资低,蒙坤派·博萨拉康在传拳的同时,还常常到外面参加一些朋友举行的活动仪式,表演泰拳,算是额外进项。“他还是不想回国,一周里总有三四次到那所中医大学校园里闲逛,希望能有奇迹发现……”许学明说。

昨天,记者在蒙坤派·博萨拉康授拳的武馆里见到他,他正在一招一式认真地向学员授拳,因为语言不通,他只是靠动作授拳。目前他就住在武馆一间宿舍里,房间里显得有点凌乱,悬挂房子中间的拳击沙袋据说已经跟随他多年。午饭时间,一个学员也给蒙坤派·博萨拉康叫了一个盒饭,两个人蹲在房间里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

蒙坤派·博萨拉康说,他想在中国待到2008年奥运会过后,那时就回国,继续开自己的武馆。当记者提到他的爱情故事,他莞尔一笑说:“不好说,不好说。”就避开了。

前身为1928年11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军校航空队。1931年秋,军政部航空学校在南京成立。是年12月,航空学校迁杭州笕桥。1932年6月,扩大改组为中央航空学校,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航空署。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航空学校迁至云南昆明巫家坝原云南航空学校旧址,并改组为空军军官学校。1943年冬,迁至属于今巴基斯坦的拉合尔。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杭州笕桥,并分别在洛阳和广州设立分校。1948年冬迁台湾。

航校聘美国人为顾问,并向美国购买费力提、道格拉斯、可塞等型号飞机作教练用机。学校设飞行科、机械科(从第4期开始设立)。学习内容有飞行学、航行学、飞机构造学、发动机学、空军战术、无线电通讯及英语。

中央航空学校旨在培植空军人才。学员为年龄在空中服役期限以内、技术体格适合深造的空军军官,补授必要的空军技术与知识。学生班招收高级中学毕业以上程度,年龄在18-24岁,体格、志愿适合飞行者。入学生班的先授6个月的入伍士兵教育,考试及格升入本科;本科教育分初、中、高3级,各4个月。初、中级学习基本飞行,高级专习驱逐、攻击、侦察及轰炸飞行。

航校设立之初,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副校长兼代校长为毛邦初,后由葛敬恩继任。1934年起由周至柔任校长,其后继任者有陈庆云、黄光锐、胡伟克等人,总顾问裘育德(美)。

笕桥是位于杭州东郊的一座古老小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有上千年,作为中国空军的诞生地之一,让笕桥真正走入历史视野的,是六十多年前发生在小镇上空一场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首次空战,在以高志航为代表的中国空军健儿顽强抗击下,中国空军一举击落了6架日寇战机,赢得了完胜。该战役被称为“八·一四”笕桥空战,这一役大大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气焰。

1945年8月14日因参加对日空战64次,获美国政府颁发的飞行十字勋章和抗日英雄称号

2005年3月,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北京航空联谊会分别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1945年8月,由美国政府颁发的飞行十字勋章。送礼物的人是彭嘉衡,一位84岁的老人。“那是我在对日作战飞行了64次之后获得的。”彭老说,其中的一枚,和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得到的勋章一样。

北京首都机场生活区燕翔西里的一幢三层破旧的楼房里,彭嘉衡和老伴住在这里。“这个楼很少住人了,有些办法的人都搬走了。”6月7日,楼下有人见记者来访,指着三楼的彭家说,“他们在这里住了40多年了,可这是一座危房”。

“我原名不叫彭嘉衡,我叫彭淮清。”彭嘉衡笑着说,“可大家都这样叫了我60多年了,也不用改过来了。”不仅在中国大陆,即便在他出生之地的印度尼西亚小镇昔加罗,流传在华人社群中的一位抗日英雄的故事,主人翁也是彭嘉衡,而非彭淮清。

1921年,彭淮清出生在印尼加里曼丹岛昔加罗小镇上一个华人家庭,父亲是从广东省梅州宁县漂洋过海来到印尼谋生的。1936年,彭父把淮清送回故乡宁县,同来的还有弟弟淮汉。两兄弟被同族中人安排进了当地比较好的宁县一中就读。很快,抗日战争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之后,我们学校就停课了。”彭老回忆道:“许多同学都不再读书了,纷纷投考军校。”这年,淮清也跟随同学报考了黄埔军校第14期,但没有考中。

1938年秋天,彭淮清跟随比他高一年级的三个同学从梅州出发,准备转道武汉投奔延安,去读抗战大学。“到了广州之后,碰上日本人的飞机每天都来轰炸,粤汉铁路已经中断了,就没去成武汉。”在广州期间,广东省无线电学校改编的第四集团兵的交通兵团正在招生,淮清前去报考,结果以后备生被录取。一个月后,广州沦陷,学校迁往韶关,淮清又被分配到了有线电信营,担任了少尉见习军官。

黄埔军校的大门再次向淮清敞开。“这年,黄埔第17期在韶关开始招生,我想再次去试试。”但他没有高中毕业证书,于是,他找到了老乡彭嘉衡,借来了他的高中毕业证前去考试,不想却考中了。“我的电信营长是我的老乡,他也很高兴我能考取黄埔军校,就催我赶快到招生办公室报到。”由于是借名报考,还差点闹出笑话,“我去的时候正赶上点名,当点到彭嘉衡的名字时,我没反应过来,大厅里寂静无声,一连点了三次,我才突然如梦初醒,赶紧回应了一声。”

彭嘉衡因为印尼华侨的身份,被编入了华侨总队。“全体队员是国家驻外使馆在全球各个国家的华侨中招募的,有1000多人,他们接受培训之后,一般是从事情报工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央航校招收留美飞行学员,彭嘉衡和阮文浩等10余名黄埔17期生考取。航校从全国各地的大学中招生,共招录了300多人,为第15期中央航校飞行学员。

“我们那期学员是空军招录最多一次,有300多人,他们都是大学生,我是混进去的。”彭老自嘲地说,“这一期牺牲的人也最多。南京有一个航空公墓,是纪念抗战牺牲的空军战士的。”彭在参加新中国的航空工作之后前往南京拜祭过航空公墓,“公墓有一块石碑,我的很多同学的名字都在上面”。

第15期飞行学员中有很多是名门之后。“但那时彼此并不知道每个人的背景,大家都一样,学校的要求非常严格。”彭嘉衡和俞扬和同在一个大队,两人还经常受到教官的表扬。“后来才知道俞扬和是俞大维的儿子。”俞大维曾留学哈佛,担任过军政部兵工署长,在抗战中,保障了中国军队的物资供应,可以说俞大维功勋卓著。“俞扬和后来成为了蒋经国的女婿。”之外,谭嗣同孙子谭振飞、伍廷芳之孙伍碧名等人也都与彭嘉衡为同窗。

“名门之后跟我们一样,是得不到一点照顾的,如果是犯了法规要一样处置。”彭老说,“他们中有很多人也战死在战场上,一个叫王光复的在空战中牺牲,他是王光英的弟弟,有些人直到战后才显露身份。”

从宜宾的初级飞行培训班结业之后,彭嘉衡获得了去美国进一步学习飞行的资格。“我们初级班原来有381人,有资格去美国的剩下了212人。”第15期航校分三批出国,彭嘉衡所在的第三批有64人,40多人学成归国参加了对日空战。

1942年秋天,彭嘉衡等人搭乘飞机飞抵印度,几个月之后,在孟买搭乘了一大型邮轮前往美国。到达美国时,已经是1943年3月12日了,漂泊了将近半年之久。

“我们先是被送到了亚利桑那州威廉空军机场接受训练,在那里每天是4个小时的军操,主要是锻炼体力。”彭老说,强壮的体力为以后的飞行打下了基础。威廉机场的训练结束后,他们又转到了雷鸟机场学习初级飞行,60个小时的飞行课后,他们又进行了80个小时的中级飞行,毕业时分成了轰炸和战斗两个班级。彭嘉衡等18名学员被分到了战斗机班,在洛克机场进行了100个小时的高级飞行,到1943年12月战斗机班毕业时,只剩下14个人了。

1944年初,彭嘉衡和俞扬和等16名中国飞行学员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习,此时,他已是一名准尉见习军官。他们乘货船经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最后抵达印度的加尔各答。西行东归,历时一年有余,刚好环球一周。

1944年秋天,彭嘉衡被分配到中美空军联队。联队的前身即“飞虎队”,太平洋战争后改为美国空军14航空队,下属一中美混合队,队长、大队长、队员由两国人员各一半组成。“严格来说,我们都不算是飞虎队员,因为这时已经从民间转变为正式部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飞虎队了。”彭老说,飞虎队后来变成了对中美空军的泛称。

“我被分到了第17中队,驻地就在芷江机场。”抵达驻地报到时,彭嘉衡闻听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一分队长林耀牺牲了,“他是我在宜宾初级班学习飞行时另一个组的教官。”战友牺牲的消息接连传来,“几天后,分队长卢易彪牺牲了,他是越南华侨。”又过了几天,在美国同班毕业的14人中的陈置在执行任务时牺牲了,那一天是1945年的元旦。就在这天,彭嘉衡等人接到了轰炸武汉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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