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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君克地热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8-05 09:24:20

白皮书重点分析了中国投资热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包括将带来严重的电源的不足,资源、能源价格将会提高,以及房地产价格和租金的上升等。

在分析中国投资热潮时,白皮书也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问题泼冷水,称“中国虽然取得显著的经济增长,但是贫富悬殊,乡村与都市的经济差异也越来越明显。目前,已经浮现了失业、坏账等问题。”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产业省还提醒日企:“为了日本企业今后的竞争能力,必须密切留意中国的产品研究开发以及收购外企的情况。”这是日本首次以文件形式来针对中国市场,可能会影响日本企业今后考虑投资中国的热诚。

与此同时,日本正警惕地注视着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活动。法新社今年4月刊登了一篇名为“日本对中国和拉美建立更密切的经贸关系感到忧虑”的文章。

文章中,日本财务省负责国际事务的次官渡边博史称,他已经告诫在美洲开发银行工作的一些同僚,当心中国经济力量带来的威胁。“我对他们说,在从原料供应到零件组装这个过程中,他们必须制订更加明晰的分工计划,否则中国可能垄断整个流程。”渡边说。

早在2002年底,日本副财长黑田东彦就提出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的谬论,要求人民币升值。当时,黑田东彦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

一个月后,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国内的通货紧缩。2003年2月,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在西方7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主张通过一项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

尽管在多个经济领域,中日之间存在争议与分歧,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季风研究员认为,中日两国目前仍处于“政冷经热”的现状。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日经济关系不能单看一两年,而应看长远。根据我的统计分析,近年来中日经贸关系中,8项数据中,只有两项数据是下降的,主要就是贸易比重和投资比重份额下降,但总额还是处于较快的增长。”

对日本外交很有研究的社科院日本所的姚文礼研究员认为,从本质上讲,中国和日本都是正在崛起的国家。中国是从政治大国向经济大国崛起,日本是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崛起,在地区发展的主导权上,可能存在一些冲突的因素,但两个邻国的同时崛起并非意味着冲突,可以合作和“双赢”。

“然而,问题是在地区合作上,中国是比较积极,日本却犹疑不定。”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犹豫也罢,强硬也好,其实背后隐藏着日本对地区主导权的争夺。“目前在日本,政界人士对对华强硬兴头十足,为的是表明他们是在捍卫日本。”设在华盛顿的国家公共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伯特·迪雅里克说。

日本“捍卫”的就是所谓的“地区主导权”,东京的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对此早有解读。他们认为,中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处于主导地位,日本在20世纪处于主导地位,但在21世纪,两国将首次平起平坐。

按照目前的情况看,日本经济几乎没有增长,而且预计日本人口将减少。与此同时,中国经济25年来年均增长率达到9%。“照此下去,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日本。”美国的一项最新统计称。

黄大慧称,从经济方面看,日本失去的十年,正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日本人一方面对自己国家的信心下降,另一方面对中国的发展出现了危机感。“一个100多年来弱小的中国越来越强大,或许以后还有超过日本的可能,这个让日本危机感强烈,所以增强了遏制中国的动机。”

7月底,中国外长李肇星会启程参加“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本届会议上,将最终确定参加今年年底马来西亚首届“东亚峰会”的成员国国家。早在两个月前的东盟“10+3”非正式外长会议上,东京强烈主张扩大东亚峰会的参加国,要求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入峰会。

5月7日的日本《东京新闻》称,日本之所以要求让中国的“对手”印度,以及让与日本关系比较深的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参加东亚峰会,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国的影响力。

金熙德注意到,2001年11月举行的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10+1)上,双方领导人一致同意在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个月后,小泉就巡访了东盟五国,提出了加强彼此间一揽子经济合作的建议。中日领导人先后访问东盟的时间上的“巧合”,当时便引发了外界对中日是否在进行“东亚主导权之争”的猜测。

其实日本曾是最先提倡亚太经济合作的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末,推动“东亚经济合作”一度是日本的既定方针。90年代初,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对东亚经济合作一度变得十分谨慎。1997年发生金融危机后,日本对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积极性重新高涨。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美国的牵制,日本开始对建立“自由贸易区”和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问题消极应对。

在看到中国积极行动之后,东京急忙跟进,加快了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步伐。自民党成立了“推进FTA特别委员会”,外务省出台“日本的FTA战略”,提出将FTA与政治、安全战略挂钩。

2004年5月18日,日本成立了“东亚共同体评议会”(CEAC),这是个研究机构牵头、政府部门做后盾的战略研究机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担任该会会长,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伊滕宪一任议长。金熙德认为,该机构设立的宗旨,是为改变日本在推动东亚合作方面的落后局面出谋划策,以期重新确立和强化日本的“主导”地位。

“客观地讲,中日两国,确实是亚洲两大强国,但只要还有友好合作的空间,就不应该迎头相撞,避免最坏的、两败俱伤的方法。”金熙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他的观点是,在国际舆论、话语权上,谁讲究和平合作,谁就会占有主动权。“赤裸裸显示实力的外交,其实是很愚蠢的,我们决不采取主动激化矛盾的做法,我们还是要走和平外交的道路。”

自日中两国间摩擦升温以来,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学者,都为化解两国的矛盾,维护中日友好大局做出了种种努力和尝试。

在中日两国摩擦不断、高层互访中断之际,被誉为“日本通”的原外交部副部长王毅,2004年9月10日,抵达东京出任新一届中国驻日本大使,被寄望突破中日僵局。

在东京,王毅马不停蹄地与日本朝野各政党、日本各个团体进行接触,拜会日本各界友好人士,希望多方面地加强同日本的沟通渠道。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毅的名字已经很少出现在中日媒体的头版了,中日关系还是照常阴云密布。这恰恰说明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中日“交恶”的局面并非一个大使的努力就能扭转。

在黄大慧看来,中日关系摩擦增加有具体的国际背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日比较友好,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在国际上中日能在战略上相互借重抗衡前苏联,中美日三方有共同利益。“但冷战后发生了变化。日本不把苏联作为威胁,日本眼中的危险开始南移,除了朝鲜半岛外,就是中国。”

特别是,中日两国国内情况这10多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超出了日本的想像。因此,日本越来越把中国作为一个对手,作为一个威胁,设法对中国进行遏制。不仅在政府层面上遏制中国,而且媒体还炒作中国威胁论的话题。

黄大慧认为,一般来说,公众对外交一是不感兴趣,二则所知的信息有限,所以政府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众的看法。日本政府对华的强硬和不信任感,加上媒体的渲染,日本公众近年对华的好感也在降低。

除了中国崛起让日本增加戒备外,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也很重要。从1955年一直到1993年,日本国内政坛一直是冷战状态,也就是保守和革新、进步和反动的对峙,沿用的“保革对立”,当时国内的对华政策往往有很大的争论和争执。

冷战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革新进步势力变弱,导致日本政坛保守派的对华政策缺乏限制和牵制,这也是日本政坛总体上保守化,右倾化日益严重的原因之一。”黄大慧说。

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资深编辑罗伯特·沃德撰文指出,中日双方对立的理由,表面上看是历史认识问题,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政治和经济实力正从日本向中国转移,日中之间正在进行力量关系的重新调整。

他眼中的中日对立,不仅在过去,还会在未来。这种对立在实力关系调整的过程中是无法避免的。虽然双方会因此感到痛楚,但这却是一条必经之路。

平心而论,中日两国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多利益交汇点,比如在经贸上,可以利用经济互补性扩大两国合作。吴寄南认为,中日两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这是遏制两国关系趋向恶化的强大“制动器”。尤其是两国的经贸交流,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两国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但打开中日问题症结的钥匙在日本。关于这一点,金熙德有独到的解释,“中日之间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中日东海问题,是由日本单方面炒作而来。”

历史问题同样如此。金熙德认为,不是中国人纠缠着历史问题不放,而是日本执政势力纠缠历史问题不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对侵略战争的反省,以及日本军队在抗战时犯下的滔天罪行,都已盖棺定论了,中日两国政府和民众都接受了这种事实。《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琳、朱国栋/上海、宁波报道

“伟大的发现并不是为了寻找一片新的土地,而是以新的视角看待眼前的土地。我们不应只顾了解和试探彼此的立场,需要从摆在我们面前的多个选择中找出可以使问题取得实际进展的解决方法。”———韩方代表团团长宋旻淳韩国方面昨天表达了对美国代表团希尔在六方会谈上“退步”的不满,准备抛弃美国、日本,单独提交朝核问题议案。

韩国政府高层人士透露:“韩国和美国所考虑的解决方案存在一些差异。此次六方会谈中,我方将放弃韩美日三国共同提案的方式,由我方独自提案并予以推进。”

昨天,六方通过主旨发言表明各自对朝核问题的构思之后,出现了谈判进程不会一帆风顺的预测。因为,美国和朝鲜的基本立场差距远大于当初的预想。

对此,韩国政府高层官员于27日接见记者表示了对“美国立场变化”的不满。产生不满的原因是,面临六方会谈,韩美日通过三方协商商定了具有进展性内容的共同草案,但是美国在北京发表的内容却大为退步。

26日,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泳出席开放国民党政策议员总会时称:“六方会谈开幕伊始就能看到深刻的难关,所以觉得谈判不会容易,感觉心情非常沉重。”

他还说:“韩美日于本月14日在汉城举行三方高层会议,制定了协议文共同草案。但是美国代表团团长、助理国务卿希尔在本国调整这些协议内容的过程中,协议内容发生了相当大的退步。”

该有关人士举出了两个例子:一是,美国在25日举行的韩美双方接触中主张将朝鲜人权问题也包括在协议文中;二是,当初在朝鲜能接受的水平上制定了关于体制保障和解除对朝制裁的提案,但是美国在此基础上添加了条件和前提,使提案内容退步到朝方很难接受的程度。但并没有具体说明美国增加的条件和前提。

他还说:“希尔想以不同的姿态解决问题,但可能是在与本国协商的过程中被保守派说服。我方在与美国的接触中表示不满称‘这样的内容怎么制定协议文’。”

接着还说:“实际上韩国等其他国家出钱,美国只要口头承诺保障就可以,但是美国却迟迟不采取这种措施。甚至向美国说过,即使与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也无妨,有什么不满可以再断交。”

他还说,韩美日三国计划在本轮六方会谈中提出三国共同提案,但是因美国立场发生变化,三国只能发表各自的立场。

韩国政府有关人士称:“韩美日三方协商过程中,因为日本,共同草案内容又后退一步。正如外界相传的一样,日本坚持主张把绑架问题列入协议文中。”

日本代表团团长佐佐江贤一郎26日向早报记者透露,朝鲜仍未回应日方提出的双边会谈请求。

据悉,佐佐江贤一郎在北京只与朝鲜代表团团长金桂冠站着进行过非常短暂的交谈。

迫于日本国内舆论压力,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没有解决好的情况下,又执意要把人质问题摆上六方会谈桌面,让代表团在北京逐渐被孤立。

由于以朝美矛盾为主的各方分歧不可调和,前三轮六方会谈均未形成联合声明。韩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通商部次官补宋旻淳昨天上午发表主旨发言表示,本轮会谈“有必要产生共同宣言等共同文件”。

韩国代表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宋旻淳在全体会议上提出了解决朝核问题的基本构想。宋旻淳说,共同文件应确立“两大支柱”:朝鲜必须承诺弃核,其他与会方约定与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提供安全保证和开展经济合作。

韩方强调,共同文件应把“口头对口头,行动对行动”原则作为前提,按照各方协调后达成的措施加以落实,以体现同时行动的原则。

他还表示,韩国认为朝鲜弃核的定义应该是朝鲜对所有核武器和核计划实施可供核查的弃核。共同文件中应包括韩国对朝鲜输送电力等内容。

迄今为止,本轮会谈进行了高密度的意见交换和协商。因此,韩国代表团建议接下来的会谈能继续在全体会谈的基础上,进行大量的双边和小规模会议。就下一轮会谈会期,韩方主张,应在短期内举行,而且需要研究从下一轮起不划定会期,引入休会的问题。

新华网北京7月27日电(记者朱玉)卫生部新闻办公室27日发布,据四川省卫生厅报告,截至7月27日12时,四川累计报告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病例131例,其中实验室确诊8例,临床诊断76例,疑似47例。

中新网7月28日电据路透社报道,印度警方及救援官员27日称,过去三天时间里,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遭到暴雨袭击。暴雨引发一系列泥石流,造成至少450人死亡。

当地一名救援官员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称,“死亡中有一半是孟买人。我们目前正在统计详细情况,死亡人数还会进一步增加”。

孟买警方称,在孟买以南150公里处的一个村庄里,暴雨引发的泥石流将100余人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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