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机遥控器

来源:君克地热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8-05 09:12:58

2005年6月27日,记者设法再次看到了该次讯问笔录,该讯问笔录亦被认为是揭示德隆危机真相的最重要的一份讯问笔录。

在共计11页的笔录中(每页都有唐万新的签名),唐万新详细交待了德隆危机全面爆发的原因以及唐万新如何应对危机的过程。

通过努力,经过前后总共三次的抄录,记者最终获得了该份完整的笔录。但由于篇幅原因,记者就此摘录该笔录最关键的部分予以披露。

问:你如何来管理金新信托、新疆金融租赁、新世纪金融租赁、德恒证券、大江信托、伊斯兰信托、恒信证券、中富证券、昆明商行、南昌商行、株洲商行等各家金融机构?

答:2000年下半年,我组织成立友联,通过友联来管理各金融机构,当时有新疆金融租赁、新疆金新信托、新世纪金融租赁和德恒证券4家公司。

答:友联的决策机构是执委会,老执委有张业光、王宏、唐万川、李强(2002年我叫他负责收购南京国投和南昌商行的工作,空了一年左右)、赵戈飞和我六人,后来又增加了王海秦、李向春、孔清华和黄平等人,具体以友联文件为准。

战略管理部的职责是制定每个金融机构的年度计划、未来三年战略、实施SAP系统,先由赵戈飞分管,后来由李强分管,由潘维强负责;客户部的职责是进行客户需求分析、客户服务过程监控、研究分析目标客户和发展培训客户经理,由张业光分管,由陈纪负责;产品部的职责是负责所有金融产品的开发、实施对客户的服务,由王宏分管,由王世瑜(注:应为“渝”)负责;证券投资与研究部的职责是进行证券研究(曹融负责)、证券投资(董公元负责)和行业研究(王建军负责),这个部门与中企东方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由唐万川分管。唐万川同时兼任中企东方的法人代表、总经理。财务部是由唐万川和赵戈飞分管,我管全面工作,主要职责就是救火,其他两个部门即风险管理部和产业投资监管部没有运转起来。

答:我让王宏去担任友联的总裁,我的意思是让他搞到2005年,我自己腾出来一心一意搞产业。2001年开始由王宏负责,搞了一年,结果搞出了一个41亿元资金无法兑付。此时,我们面临着要么让金新信托破产,要么继续作理财业务并且要不断做大才能兑付到期的理财资金。2001年12月28日,我召集德隆8位董事在苏州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我提出由我来亲自主持解决危机的方法,进行全员收购,就是与会的8位董事都要参与收购新的金融机构的业务(注:但据记者了解此次会议除唐万新一人坚持金新不破产做大金融之外,其余包括另外唐氏兄弟在内的7名执委都建议金新破产。)。2002年元月2日,我召集友联的执委和下属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大概20人左右,在金新信托上海管理总部的会议室召开友联工作会,在会上,我宣布由我亲自主持友联的工作。

答:有三个原因:一是到2001年底,友联各个下属金融机构出现了41亿元的资金缺口,王宏领导的友联执委会拿不出任何的解决方案;二是王宏把客户经理与各金融机构搞成了结算关系,就象(注:应为像)是做生意一样,不象个金融企业。我认为客户经理与友联下属的各金融机构应该是员工与企业的关系,是一个整体;三是友联的花销太大,危机时期又没有应对的方法。

答:主要的工作是开展收购新的金融机构的工作,第二是向公司的员工宣传全面金融服务、混业经营的理念。

问:对信贷、租赁、委托理财、证券经纪、承销等这些金融企业的常规业务怎么落实?

答:通过友联的年度、月度会议来组织实施。月度会议就是正常例会,基本上每个月开,但不会那么准,出现资金紧张和危机的时候,把2个月的例会合起来开也是有的。因为,各自都去忙着救火去了,没时间开。参加月度会议的人员一般是友联部门经理以上的领导和各金融机构的老总,会议的内容是对日常业务进行月度经营分析。有委托理财业务的,就是分析委托理财业务,没有的,如银行和租赁就分析其他的业务。

答:理财业务一般都比较重要,有精确的计划,对各金融机构的委托理财业务都有月度目标和年度目标。

答:刚才说了两项,第三项措施是让产业的高管人员给各金融机构的客户经理讲课,讲德隆产业的发展历程和成就,激励客户经理做好金融业务。第四是组织舆论宣传德隆。

答:一是增设了战略管理部、客户管理部、产品管理部、证券投资与研究部、风险管理部、产业投资监管部等部门。二是从各金融机构抽调和对外增聘了一些员工,培养职业经理人。三是成立了客户管理一部,用新的理念培养新的客户经理,取代原客户管理。四是组建SAP系统,对友联下属的金融机构的业务实行实时监控。五是亲自主持每天下午4点召开的“头寸会”。

答:就是危机资金调度会。以前就有这样的会议形式,不过是不定期召开,不是每天开。我亲自主持友联的工作后,就要求每天开,从2001年1月2日一直开到2004年4月15日。

答:每天都有到期无法兑付的资金,导致发生了客户游行、以自杀相威胁、砸营业部等事件。只有在2003年的5月和6月两个月是绝对平静的,不仅到期的全部兑付完了,而且还有18(注:此处数字有些模糊,亦有可能是“13”)亿元的富余头寸。

答:还是我上次说的出现41亿元资金缺口的原因。老客户纷纷离开,回头率从97%一下降到3%,新客户营销又很困难,后续资金融不来,股票又不能卖,资金流断了。

答:参加头寸会的人有张业光、赵戈飞、唐万川、王宏和我五人,还有王恩奎、王敏、杨力等人。去年10月开始,下属金融机构的老总陆平、郭建伟、申尔、娄群、辛梅等人也参加会议。会议的内容:一是研究当天最紧急的兑付危机;二是根据每天现有的“头寸”(所有的下属金融机构的日现金余额的总和)排列解决危机的顺序。每天下午的3点至4点,各金融机构必须把当天的需要处理的危机数额和头寸以报表的方式报至友联财务部统计员(开始是孔详齐,后来是王敏)那里。由财务部统计员拿报表上会。各金融机构能够解决的兑付危机,他们都自己解决了,这一般是占业务量的80%左右。剩余的他们无法解决的兑付危机就报到“头寸会”上来解决。“头寸会”就是起一个总协调作用。开会的时候,我们把各金融机构当天的危机程度和数据以及“头寸”写在黑板上,然后我根据风险程度逐笔拍板,决定哪一笔头寸解决哪一笔危机,精确至每一块钱。在每天总“头寸”不够的时候,特别是在去年10月份以后,各金融机构几乎不新进资金了,我就调德隆产业和银行的资金或者向朋友借款来应对兑付危机连我也成了融资员了。

答:因为我调德隆上市公司(“老三股”、天山股份(资讯行情论坛)(000877)(相关,行情,个股论坛)和重庆实业等)的钱和部分朋友的借款都是以委托理财的方式进来的,也都是保底收益的。银行(昆明、南昌、长沙、株洲、新疆、银川、陕西淮南商行等)的资金是以拆借的名义进来的,德隆产业中非上市公司部分的连手续都没办。我融的这些钱一共有50至60亿元,我不就成了融资员了吗?

答:东方人寿的胡子君(注:此人公开资料无法查实)7亿元左右,部分办了委托理财业务,部分没办;兴诚(注:应为“澄”)集团的吴晓白2亿元左右,不记得办了什么手续。特华集团李光荣有3至4亿元左右,部分办了委托理财业务,部分没办;英贸公司的李锦全(注:应为“泉”)1至2亿元左右,不记得办了什么手续。还有一些小的,记不太全了。德隆出事后都到法院起诉了。

答:我拍板的过程一般十分钟就结束,然后把当天“头寸会”的统计报表用碎纸机碎掉,防止流失到记者那边去,造成坏影响。接下来的具体操作由张业光安排,由他负责给下属金融机构的老总打电话布置我的决定。涉及“壳公司”和德隆产业与各金融机构的资金往来的,由杨力负责办理。涉及股票兑付的,由王恩奎把数据带回去交给董公元,由董公元安排操盘手负责具体操作。

他们隐蔽在杂货店、茶行、小型超市、练歌房、打字复印社等合法店铺的背后,“流水”每天可达数十万元人民币,更多的可能会达到上百万元;服务对象有在华的韩国人,也有在韩的中国人

北京,望京附近的一个社区超市。推开一道标示着“办公区,闲人免进”字样的旁门,在一条幽暗的过道里拐了三两回之后,一个空间狭小的房间出现在面前。“就是这里了。”随行的金先生说。

看起来像个办公室。金开始用朝鲜语和那里面的一位女士交谈。然后,金让记者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钱(人民币)。那位女士看了看,然后敲开了身后的另一扇小门。

这是更加狭小的一个空间,两个人,一张办公桌,桌子上摆满了计算器、点钞机等看起来像是财务、出纳用的器具。“这是我的朋友,他最近要去韩国,准备换一点韩币,并寄往韩国的账户,来打听一下行情。”金说,这是记者和金事先约定的说法。

其中的一位中年男子再次用朝鲜语和金先生交谈了一番。然后金告诉记者,兑换价格是1000元韩币兑换8.9元人民币,这是最近的行情。

同一天下午,《财经时报》记者以同样的方式暗访了望京附近的三家从事人民币与韩币之间汇兑的“地下钱庄”,其情况也大致如此。仅金知道的,在北京北四环韩国人聚居的望京附近,这样的地下钱庄“门面”就有五六家之多。

金先生是老家在吉林的朝鲜族人,现就职于一家在北京的韩资企业,他是这些地下钱庄的常客。因为父母二人都在“遍地是金”的韩国打工挣钱,所以为了汇款的事情经常和附近的地下钱庄打交道。

“通过这些地下钱庄汇款,没有任何手续费,所以最后兑现出来的钱要多一点、速度快,所以我在做国际汇款时大多数选择地下钱庄,而不是银行。”金说。

数周后,得益于金的帮助,《财经时报》记者“目睹”了一桩完整的地下钱庄“生意”。

6月的某一天,金把记者叫到了他在望京的家里。他说一会儿他父母将从韩国给他汇出购房用的1000万韩元。

金拨通了某地下钱庄的电话,询问了当天的“汇率”并索取了这家地下钱庄在韩国的最新银行账户(为了躲避调查,地下钱庄经常以不同人的身份周期性地改变账号),并把自己在国内某银行的账户告诉了钱庄工作人员。

随后,金拨通了已经在韩国某银行等待的父亲的电话,把钱庄在韩国的账户告诉了他的父亲。金告诉记者,他的父亲马上会把1000万韩元存入钱庄在韩的账户里。

大约过了半小时,钱庄那边来电话告诉金,钱已经入金的账户。金通过电话银行进行查询,果然,7.9万元人民币已经进账。7.9万元是按照当天黑市的汇率,将1000万韩元兑换成人民币的结果。金再次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告诉他钱已经收到。至此,一笔中韩之间的国际汇款在3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成功交易完成。

显然,由于人民币和韩元都不是国际硬通货,所以通过正规渠道将韩元汇入中国,并兑换成人民币是不可能的。因此,韩元汇往中国,首先需要将韩元在韩国本土兑换成国际硬通货,比如美元,然后再汇往中国。

这样的汇款对韩国而言,相当于外汇流出,于是韩国政府规定,韩国人每人每年向中国的汇款上限是1万美元。

另外,韩国汇往中国的美元,一般最少需要一周,有时甚至需要两周的时间。

所以不只是金一个人,“很多韩国人和朝鲜族中国人在中韩之间汇款,都是通过地下钱庄。在这里,个人汇款和公司汇款都可以做”。

在他和他的父母之间,2005年的前六个月,已经通过地下钱庄汇了两笔,总共十几万元人民币。“一点差错都没有”,金说,所以他很信任这些地下钱庄,“绝对不会出错,他们的信誉比银行还要高。”

当然,对于冒了极大风险的地下钱庄而言,他们的利润更加可观:如果从韩国汇出1000韩元,按目前黑市的汇率计算,在中国的收款人能从地下钱庄兑到7.9元人民币;相反,如果用人民币购买韩元,则需要8.9元人民币,购买1000韩元。这其中的差价为1元人民币,这当然是地下钱庄的赚头。

另外,他们还可以赚得汇差收益,数额也相当可观。比如韩国到中国的汇款,在韩国,1000万韩币可兑换9748.5美元;在中国,1000万韩元相当于9559.4美元。而其中的差价是189美元左右。

对于每天交易额可达数十万元人民币的这些地下钱庄而言,他们的获利情况可想而知。难怪金的一位“老哥”透露,他认识的一位地下钱庄老板“出事”被“逮进去”后,“非常小意思”地就拿出了200万元罚款。

《财经时报》了解到,这些地下钱庄做的业务有很多,几乎是能赚钱的外汇业务他们都做。

金说,他所在的韩资企业,“几乎所有的韩国人”都通过地下钱庄把自己在中国的收入转移到自己在韩国的家。汇款方式和金演示的汇款方式如出一辙,只不过资金的流向正好相反。

“我知道,我们公司一位董事级别的高层,也通过地下钱庄向韩国汇款。因为通过银行中间的手续费太多,他的这些钱也未必都是正常的来路”。金说。

除此之外,这些地下钱庄也做一般的外汇兑换业务,甚至发放贷款。所以不仅仅是个人,一些小型的在华公司也通过这些地下钱庄转移利润。他们的交易量自然更大。

一个普通的地下钱庄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在中国境内的“门面”,另一个是在韩国境内的“门面”,当然,其“总部”可能在中国,也可能在韩国,这要看“老板”的国籍及其对风险的判断。

一笔普通的汇兑交易流程则是这样:当韩国的客户要把资金(韩币)汇往中国时,他找到某家地下钱庄在韩国的“门面”,把钱交给对方(也可以通过电话,把钱存入地下钱庄指定的在韩账户);通过电话,该地下钱庄的韩方人员通知在中方人员——“钱已到账”,然后按照事先约定的汇率,在中国,工作人员会把相应数量的人民币支付给汇款的接收人(或者把钱打入客户指定的在华银行账户)。

反之,如果是要把人民币汇往韩国(同时兑换成韩币),只要一个完全反向的操作过程。

尽管韩币兑人民币的中间“桥梁”——美元在整个汇兑过程中被剔除,但人民币和美元、美元和韩币之间的汇率差,以及人民币、韩元和美元之间的利息差,却变成了这些地下钱庄的利润来源。

汇出方以韩元买入美元(现汇卖出1025.8韩元/1美元)--把美元汇往中国(每人每年不超过1万美元、)--接收方收到美元汇款--接收方以美元买入人民币(现汇买入826.41人民币/100美元)

美国国会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30日在华盛顿说,他们决定不再要求参议院在7月底就他们提出的有关促使人民币升值的法案进行投票表决。这意味着美国参院暂不表决这项法案。

舒默和格雷厄姆是在会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和财政部长斯诺后作出上述宣布的。斯诺在随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对这两位参议员的决定表示感谢。

美国的商业组织对参议院推迟表决上述法案表示欢迎。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主席马林说,上述两位参议员的决定使美国消费者免于遭受美国政府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将带来的严重影响。

不过,舒默和格雷厄姆表示,他们还有可能会要求参院在今年底休会前就该法案进行表决。

这两位参议员提出的法案称,中国政府必须提高人民币汇率,否则美国政府应向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在美国参议院早些时候进行的一项程序性表决中,该法案曾获得三分之二的赞成票。

财政部新闻处一位人士只表示徐放鸣因经济问题正接受司法调查。据《财经时报》了解,目前暂时接手徐放鸣工作的是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孙晓霞,孙也是中央汇金公司的董事

对于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兼中央汇金公司董事徐放鸣近日被传出已刑事拘留,很多与其接触过的人都表示“吃惊”、“想不到”。

目前,金融界普遍传言徐放鸣涉嫌卷入原农发行副行长胡楚寿、于大路挪用公款案。2005年6月初,北京市检察院侦查后认定:于大路涉嫌受贿800余万元、并挪用公款400余万元用于个人炒股;涉嫌受贿600余万元的胡楚寿,已于2005年4月底被移送北京市检一分院审查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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