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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君克地热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8-05 11:01:38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杨建龙告诉记者,这次铁矿石涨价受损失最大的就是那些自有矿严重不足的企业,这些企业包括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以及地处东部沿海的一些大企业,而对那些身处内陆,而铁矿石资源又相对缺乏的企业来说,则更是雪上加霜,因为他们还要承担高昂的运输费用。

不过,也有一些企业自称在这次大涨价中有可能发大财,如建龙钢铁,其总经理张伟祥表示,他们目前所用的铁矿石几乎全来自于自有矿,由于国际价格上涨,他们的铁矿石在外卖时可以赚到一大笔钱。

“毫无疑问,铁矿石涨价将加速国内钢铁企业的大规模的重组。”杨建龙说。

“小钢厂没有资格跟铁矿石供应商单独谈判,它们更多是从中间贸易商手中购买,所以进口铁矿石大幅提价将令它们的生存更为艰难。”光大证券研究所的赵志成认为。

3月1日起,《铁矿石自动进口许可管理办法》开始施行。该办法直接抬高了铁矿石进口门槛,从而保证国内大型钢铁企业的铁矿石需求。

这意味着上千家中小型钢厂将买不到进口铁矿石,必然转向国内铁矿石的采购。而眼下,国内铁矿石的市场价甚至高于今年4月后进口的铁矿石。所以未来一年内等待国内无数中小型钢厂的,也许就是破产。

事实上,此次提价前,国内大厂如宝钢、武钢的铁矿石价格大致在400元人民币出头,而国内其他厂商拿到的价格在600元-800元区间。此次涨价将他们的铁矿石成本提升了220元左右,但仍将低于国内大部分厂商。去年底,武钢、宝钢的产品就已经普遍提价6%以上,完全将这部分成本转化。

从CRU钢铁指数看,我国为135点,欧洲167点,北美154点,亚洲144点。我国依然是世界上价格最低的区域。

业内人士表示,在此次风波中受打击的中小型钢铁厂停产转向后,将给大型钢厂提供钢材涨价的空间与市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铁矿石进口价上涨,对中小型钢企来说是灾难,而对大型钢企来说却是压力与机会并存。

帮助所有的人尤其是贫困者减少贫困以达到社会公平,是社会政策孜孜追求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不能只依赖于维持人们的收入与消费,同时还要促进资产的长期积累,这种新理念下的社会保障政策被称为以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

2005年3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员唐钧继续在办公室书写《21世纪国家如何构建社会保障安全网》的研究文稿,56岁的唐钧一直在为突破社保困局而进行不懈地探索。

事实上,中国农村社保工作应用资产建设这一理论已开始尝到甜头。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副司长刘从龙介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近年共有8000多人参保,交纳保费1260万元。

当地农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与银行合作,允许农民用自己或借用他人的保险证办理贷款质押,这既解决了相当多参保农民发展生产的资金问题,又提高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营效益。截至2004年年底,没有出现一例质押风险,利息收入突破1000万元。

“呼图壁”模式备受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张时飞博士认为,呼图壁县保险证质押借款项目,其贡献在于突破了现行农保制度的局限,引入资产建设要素,并使之成为一项引导和帮助农民积累资产的制度化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也表示:“尽管收入与消费保障了人们的基本需求,但是并不能改善长期生活状况和使人们获得更大的经济独立,所以在‘和谐社会’的背景下重视与研究以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唐钧研究员向记者介绍:“个人账户最大优点是具有整合性。个人发展账户是社会保障计划参保人和受益人的权益记录和财务记录,有‘权益账户’和‘数据银行’美称。它具有携带方便,安全的特点,在客观上有利于人才的流动,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符合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

唐钧还表示,个人发展账户在上海、北京大兴区、新疆的呼图壁等地都有成功的典范。它把农民个人账户单一的养老功能转变为具有综合功能的发展账户,在确保实现养老功能的同时,允许农民把个人账户上的资金用于其他目的。这种功能多元化举措,大大激发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

他还分析说:“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分成基础的和补充的两部分。政府的责任是确保基本的生活水平,而补充项目则以资产建设为本。”

唐钧展望,以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有望成为21世纪地区和全球社会保障政策的主要工具。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大决议中已经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今天在建设和谐社会执政理念下,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会日益完善。

“对个人账户,如果不做实,在30年后,我们将会有6.2万亿的亏空,政府举债的压力就相当大;如果做实了,我们届时就会有11万亿的积累。”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基金监督司陈良司长此间做了上述表示。

“对个人的基本账户实施监管的前提是‘做实’,这也是我们的主选方向。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如何使得个人账户的计账更加及时和准确。此外,还将规范市场行为,加强监管,加强公司的诚信管理以及机构之间互相制约的机制。”

“将个人账户的发展过程做细,真心诚意为社会低收入人群服务,全面贯彻落实建设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采访结束之际,陈良司长坦诚心迹。

什么是资产建设理论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迈克尔·史乐山博士是“资产建设”概念的首倡者。所谓资产建设,是指政府有组织地引导和帮助穷人进行资产积累与投资,而非简单地直接增加其收入与消费。

10余年来,“以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理论不仅被美国政府所采纳,而且在全球广泛传播,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乌干达、秘鲁和中国台北地区,都在进行着资产社会政策的试点或者示范工程。

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应当既是一个富裕、文明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公正的社会。这就要求在注重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应当注重社会公正问题。可以说,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已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当中刻不容缓的事情。

如果对于社会公正方面存在的问题,不从关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着眼,进行强力度地调整、改变的话,那么将会妨碍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威胁最大最严重的是在社会结构层面上,社会公正问题所引发的社会风险。

因为这些社会风险会直接引发或加重失业、群体上访、社会治安恶化等系列问题的出现。在特定条件下,甚至会使原本属于个案化的事件演变为整体化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从而严重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中国现在的群体性事件有上升的势头。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几乎绝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都同弱势群体的不公正待遇有着直接关系,而且越是严重的群体性事件,越是同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直接相关。由此可见,这一类社会风险其可能的危害程度要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社会风险。

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在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很有可能会呈现出一种加速度演化的趋势。

我们不能指望通过一声令下,决策与执行部门的观念就会发生变化并迅速制订公正、体系化的社会政策,也不能指望社会政策一旦形成就立竿见影。

本来,单纯解决城市居民之间或者是农村居民之间贫富差距过大问题的难度已经很大,而且同时还要解决城乡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这些问题涉及要改变中国社会半个多世纪以来逐步加重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具体又要涉及城市化问题、户籍制度问题、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问题、农村土地制度问题等等。

一类是“治本”。所谓“治本”,一个大目标是从宏观的角度着眼,培育出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另一个大目标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积极有效地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因为只有切实维护好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才谈得上使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而为了实现“治本”的大目标,就必须做到:建立起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培育各种社会组织并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建立健全社会利益的协调机制,建立起各种畅通的民意表达机制并使之制度化、常规化,及时地实现政府职能的定位,由经济型向公共服务型转换等等。

另一类是“治标”。就是说对已经出现或者是即将出现的有碍于社会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的社会不公现象进行干预和防范。比如,要建立起系统的社会援助体系,要建立起有效的社会风险预警系统,要形成高效运转的应急机制,要健全处理突发性事件的应对系统等等。

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如果听之任之地演化下去,就会使中国社会面临着两种可能的前景:一是中国社会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和形成的社会财富和现代化成就毁于一旦。

另一种是步入“拉美化”的陷阱。“拉美化”是国际公认的现代化失败的典型。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过于悬殊,人均收入时高时低且不稳定,社会的安全运行长时期得不到保证。

中国社会目前尚能承受较高的收入差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这给了民众一个良好的心理预期。但这种预期要求中国经济在未来数十年不能发生宏观政策的重大调整或者失误。

2005年1月10日,世界知名调查机构“盖洛普”正式对外发布一项调查结果:在迅速发展并日渐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富裕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加大。据了解,这次调查对中国3597名成年人进行了入户调查,时间是在2004年6月、7月和11月份,调查结果的误差率为正负2%。

盖洛普国际调查事务部主任博克霍德(RichardBurkholder)说,中国富人和穷人的差距正在急剧拉大。

1月,北京市统计局的一个报告显示,北京高低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3.1∶1扩大到2003年的4.7∶1。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Institution)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布什(RichardW.Bush)表示,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在富有阶层和低收入阶层之间引起了摩擦。

实际上,从中国媒体的报道,也能感受到舆论对于中国的收入差距贫富分化问题正在变得敏感。

如类似驾车撞到行人的事情都可能引发关于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歧视的讨论,还有很多有关下岗引发民事纠纷、以及一些人被迫放弃耕地或住房被强行拆迁等的报道。

不患寡而患不公,尽管中国经济仍然在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飞快发展,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所引发的后果不得不令人表示担忧,中国的贫富差距还要走多远?

192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了基尼系数,该系数被世界公认用来衡量一个国家财富分配是否平均,并以此反映一个国家的贫富差异状况。

根据国际惯例,一般认为,当基尼系数小干0.2时为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水平;0.4—0.6之间为不平均;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往往认为超过这条警戒线,就容易产生社会的动荡。

目前,对于中国全国的基尼系数,说法各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0.4左右,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数据是0.454,南开大学的研究成果是已经超过0.5。但是考虑到最高收入阶层中有不少没有经过统计的灰色收入,因此很可能事实上中国已经超过警戒线。

尽管国家统计局一再表明: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总体上是合理的,不能以基尼系数的一般标准来看待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基尼系数要放大一些才管用。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差距在不断拉大的事实。

199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34左右,目前已经逼近0.45(按照中国社科院的口径);其中,1990年中国城乡收入差系数为2.57,2003年差距扩大为3.23;1990年行业收入差为1.76,至2003年行业收入差系数飞速扩大为4.63。

如果说,警戒线的绝对数值还值得商榷,那么这样快速增长的势头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据了解,世界上基尼系数较高的其他国家还有:巴西为0.601,南非为0.583,巴拉圭为0.580。

当然高的基尼系数并不一定意味着问题严重,如香港特区的基尼系数很高,但香港有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香港政府通过税收杠杆,能够很好的进行收入调节和转移支付,因此贫富差距并没有演变为激化的社会矛盾。

但是中国目前并不具备利用税收杠杆进行收入调节的能力和环境,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够承受这看似较高的基尼系数,这种继续承受基尼系数不断升高的能力到底有多大呢?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中国社会目前尚能承受较高的收入差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这给了民众一个良好的心理预期。但这并不等于,可以暂时将收入差距问题放在一边。因为这种预期要求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不能发生宏观政策的重大调整或者失误。

就业机会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保证。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的每年新增就业1740万,其中新增非农就业170万人;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每年新增就业仅为790万人,新增非农就业98万人——就业机会的锐减正是因为90年代经济出现大的波动造成的;直到2001年,经济重新回到平稳增长,就业才重新回到80年代的水平,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1287万人,其中,新增非农就业176万人。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新宣布的数据,2005年预计新增就业岗位900万个。

邱晓华说,缩小城乡贫富差距,最根本的是要增加农民收入。但是中国有9亿农民,有人按照美国当前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利润率情况计算,认为中国的土地只需要7000-8000万人来耕种,那么,按每年新增2000万人的就业机会来算(按GDP增长率为10%计算),樊纲估计,“至少还需要十年的时间。”

而十年时间,宏观经济发展的充满不确定性,几亿农民要被新增长的城市经济消化掉,并获得不断提高的收入,从而解决收入差距问题,这个难度可想而知。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兹曾指出,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平等状况变化呈现“倒U字”态势。假设在经济起飞初期收入相对平等,然后经历一个不平等扩大的阶段,随着收入的进一步提高,逐步趋于平等。

樊纲认为,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人均收入相差倍数很大(目前与最富裕国家的差距为40倍左右)、又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收入差距(以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衡量)不可避免地将走倒U字路径(这还是假定经济能持续增长,社会不发生危机的较好的情况),而且其过程会相当长。再加上中国的特点是经济发展的问题与体制转轨(从计划到市场)同时发生,出现收入不平等甚至是非常严重的不平等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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