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就东海争端及中国能源战略等答问

来源:君克地热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7-05-18 19:47:54

张吉称,刘利民放他们的时候说必须‘随叫随到’。刘利民的电话都要及时接起,生怕惹领导生气。”庭审中,张吉对于公诉人、辩护人以及法官的询问时,他总是由“到”开头,最后用“回答完毕”结束。

“他让你去,你为什么立即就去?”对于公诉机关的提问,张吉说,“刘哥”、“领导”,这些都是他们对刘利民的尊称。“我是靠偷为生,时常在尖草坪小商品批发市场附近活动,你说我要是惹了刘哥,他以后还不得天天盯着我,那我怎么生活呀。”不仅如此,张吉还称,他们给刘哥上供,付账是常事,甚至有的时候他们还陪伴刘哥在街上整夜巡逻抓人。但刘利民只承认张吉是其线人,否认其他被告曾和他一起去巡逻并抓过人,只是叫他们帮着推过一次车。

张吉说,自己对公安人员十分敏感,在现场他看到李忠义系着公安腰带,立即被吓住了,回头去和刘利民说这个人也是公安,刘利民闻听此话,后退了两步,扭身就走了,他也跟着就走了,只是回头看见其他人围着李忠义拳打脚踢。而第四位被告人安胜利说,他看到刘利民向张吉他们点了一下头,大家就一拥而上开始殴打李忠义,除了他和刘利民没有动手,其他人都冲了上去。

庭审当天下午,法庭还对周传全、赵云刚、郑惠忠、朱燕军、郅慧成、汪涛6人进行了讯问。经过法庭调查和质证后,昨天下午6时许,第一天的庭审结束。

本报讯办案公安机关于5月17日向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递交了提请批准逮捕书,其中对案情是这样认定的:今年5月3日下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巡察大队民警李忠义来太原旅游,驾车在桃园北路和水西关街十字路口等红灯时,与尖草坪区刑警大队一中队民警刘利民发生争执。自认为吃亏的刘利民因咽不下这口气,他一边驾车跟踪,一边给两位朋友张吉、安胜利打去电话。

接到通知的张、安二人又纠集周传全、郑惠忠、朱燕军、郅慧成、汪涛、赵云刚6人,先后赶到李忠义暂住的唐都饭店门口等待。当晚8时许,李忠义将车停至唐都对面的山西省冶金招待所停车场往外走时,在刘利民的指使下,张吉、安胜利等人立即上前对李忠义进行殴打。李忠义经抢救无效死亡。

中国人的生育意愿由于现实条件有限而潜藏起来,高收入人群正好有条件通过特权的形式来实现这个意愿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傅迦天报道广州市番禺地区的商人杜家伟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而成为了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在他1974年出生之后,原本母亲想再要一个男孩子,但是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在广东省推行。这样杜家伟就“只有”3个姐姐和1个妹妹。

但是杜家伟自己却有2个儿子,而且还想再要1个女儿。这当然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但是杜家伟却有自己的办法。他的办法就是交钱。他告诉记者,当时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计划生育部门曾经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但是在他交纳了一定金额的款项之后,仍然拿到了当地开具的二胎准生证,并且顺利地给孩子上了户口。

而广东省另外一位接受采访的张先生却用了另一个办法,《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办法》规定,“本市户籍居民与港澳台居民、华侨或者外国人依法结婚后,仍定居本市且再婚前只生育一个子女、涉外一方无子女或者子女不在内地定居的,新组合家庭可以按规定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因此他利用自己的关系,办理了一个马来西亚华侨证明,也顺利地拿到了二胎准生证。

今天越来越多的家庭希望要2个孩子,一方面是仍然残存的传统影响,一个家庭总希望能够有一个男孩子延续香火;另一方面,许多有经济能力的家庭,希望能够给孩子塑造一个有伴的成长环境。

据统计显示,想要二胎的中国家庭,往往占据了中国社会等级的两个极端,即收入偏低的农村人口和收入居高的富裕阶层,只不过他们选择的方式不同。以往农村为了生二胎而不得不成为“超生游击队”的现象,在城市里不可能出现;而动辄数千数万元的二胎准生证,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不算是经济负担。杜家伟跟记者计算说,他在给二儿子办户口前后,加上二胎准生证的款项,总共支出是6万多元,这对于拥有一个资产总额达1400多万的鞋厂老板来说,根本不值一提。

其实,富裕阶层或名人的多胎现象早已为人熟知。在培养“事业接班人”的动机下,企业主往往坚持一定要儿子,有一个儿子还希望要两个。即使是征收高额的社会抚养费,具有支付能力的他们也丝毫不在乎。据媒体介绍,浙江一个私营企业主,为了生一个男孩而支付了高达40万元的社会抚养费。

这种情况在全国其他地区的高收入人群中也很典型。这些在影视圈、高等院校、商业机构中的高收入人群,在生育多胎的时候,也试图不违反法律,他们中有许多人采取的办法是或同境外人士结婚,或干脆自己就获得了国外“绿卡”或国籍。

另外,借出国机会在国外生育,令孩子自动获得外国国籍以规避国内计生政策的,也是目前部分高收入人士利用的方式之一。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所前所长李伟雄认为,介于目前高收入阶层的人数较少,这样不违法的“超生”在数量上对人口数量控制几乎不会产生影响。但他也同时承认,由于高收入阶层受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很容易对普通民众造成示范作用,破坏了政策法规的公正和平等,甚至引发局部事态失控。据了解,一些地区就是当地基层干部和企业主首先违反计生政策,引起超生现象开始在当地蔓延。

目前对于二胎生育,从计划生育部门来看,多采取批评教育、宣传与经济手段并重的办法。比如河南焦作规定,凡2002年7月24日以来领取了二胎生育证?熏但自愿终生只生育一个子女并主动退还二胎生育证的夫妻,均可一次性领取5000元的奖励。而二胎生育证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这对于欠发达地区的确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不过对于发达地区,尤其是富裕收入阶层来说,可能经济和宣传就无法成为调节的杠杆了。

据2002年国家计生委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白领,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34.6%。另一个对上海年轻夫妇的调查也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夫妇越来越想多要一个孩子。

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皓承认,目前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同政策导向之间仍然有相当大的差异,目前较低的生育率水平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下产生的,而并不是人们生育意愿的真实表现。生育意愿由于现实条件有限而潜藏起来,但一旦机会适宜,生育意愿变成实践,生育率就会反弹。而高收入,则正好给他们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如今多半时间仍在新都猪场边简陋床铺休息的龙波想告诉大学毕业生,别把自己看得太高才容易达成人生目标。

两年前,因大学本科毕业后却回乡养猪,让四川农业大学毕业生龙波、王旭名噪一时。昨日,记者再次走近龙波、王旭时,欣喜地获知这两个靠东挪西借10万元起家的大学生如今身家已超过300万元!

“龙波没让我们致富!”昨日上午,一名男子致电本报,称他和朋友投入10万多元成立的猪场不仅没赚钱,还欠下不少钱。

据唐先生和伙伴称,2003年11月,他们成为龙波任场长、王旭任总经理的“农大良种猪场分场”的加盟分场,原本说母猪第二次生产时产仔率可超过10头,但他们的母猪第二次产仔率却平均不到8头;之后猪又生病,到现在欠下饲料费、房租等近3万元。

两人认为,导致这一切的原因是龙波在帮他们为猪场选址时没做好充分指导,导致他们租了个狭窄的猪场。

“他们没有遵循科学的管理指导。”听记者转述了唐先生和陈先生的说法后,龙波显得很意外。龙波说,他按照约定,每月都去唐先生的猪场进行技术指导。“他们开始还听我的,后来就不大听了,甚至到外面找些饲料来喂。”关于猪场狭小的问题,他去看场地时就提出过,但两人当时都说只养母猪卖小猪仔,他便没再坚持。

“他们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到资金搞好母猪喂养,另外还要听从指导、加强科学管理。”龙波说,虽然授权协议将到期,但他会坚持给他们指导,助他们渡过难关。

两年过去了,当这次纠纷把我们再次带到龙波家时,我们不禁问:他和王旭现在还好吗?

“任何事业都有风险,关键是要用科学的方法把风险降到最低!”龙波说,实际上他现在与各地人士投资合作建立的养猪分场已多达12家,加盟分场也达到了8家。“不算别人的股份,就我们的固定资产已经超过了300万!”龙波自信地说,“2003年是我们的起步期,2004年到现在是我们的发展期。”

2002年,龙波和王旭靠自己的积累并借了一部分,凑足10万元建立了自己的猪场(2005年上半年完成了商标注册),先期投放了30头种猪,两人为了把自己选育的良种猪推广出去,甚至到处在电杆上贴小广告。2003年经本报报道后迅速引起社会强烈关注,两人顿时声名鹊起。“从2003年底就开始有合作者来了。到了2004年更多的合作者蜂拥而来……”龙波说,到现在他与人合资建立的直属分场已有12个,新都、青白江、广元、广安、重庆都有,今年还在河北邢台投资合作建立了一个分场,“我们的目标是要走向全国。他们希望以此为示范,在当地形成一定效应后,进一步拓展北方市场。如果发展顺利的话,明年他们可能要长期到北方开发市场,“那边的粮食更便宜,市场需求也很大”。

“我现在最大的困惑是还不能让更多人转变观念。”龙波说,虽然自己推广科学养猪已经很久了,但一些农户甚至一些加盟者仍然没有完全按照他指定的科学方法饲养,经常自己改变一些饲料配方,一些科学的指导也得不到落实。“我最希望的就是大家都要明白科学的方法不是随便就来了的,不要乱改动———看到他们因此受损失,我心疼啊。”

“现在还是老样子。”龙波和王旭都说,他们每天的生活依然还是被安排得满满当当:除了看书学习,就是给农户、合作分场提供技术支持,忙得几乎没有时间来考虑生活。在龙波的卧室里,记者注意到,众多关于养猪和经营的书籍乱七八糟地摆放着,衣服也没有经过太仔细的收捡。“实在太忙了,真没时间顾及这些。”

王旭说,为了照顾好猪,也为了随时观察、总结经验,龙波晚上多数时间都是在猪场边简陋的床铺上对付睡一觉。记者注意到,在猪场边的厕所里,放着好几本书。“随时都要学,不学就要落后,只好抓紧一切时间了,哪怕只有几分钟!”龙波说,因为太忙,他和王旭的婚事一拖再拖,不过他再三“保证”,“明年,明年一定把婚事办了”。

“虽说现在的身家已经有300多万元了,但我一样不会享受,也没必要享受,我觉得把事业做好了就是享受。”

“头一批猪仔卖出去我就赚了8000多元。”新都区清流镇护乡村农户宁佐述说,他以前从没养过猪,听到关于龙波的宣传后,才找到龙波买了10头猪来喂,不懂就经常向龙波、王旭讨教,而龙波、王旭也很热情,每次都会耐心地讲解,有时还上门服务。“我对他们的服务简直没二话!”

正此时,彭州桂花镇一农户恰好来买精饲料,他说:“我一个月前买了他们两头母猪,就是觉得他们服务好。”

“没想到他们真的成功了!”昨日下午,新繁镇海源村多名当地农户告诉记者:龙波和王旭刚刚养猪的时候,他们并不看好,甚至认为他们纯粹是想碰碰运气,“我们养了一辈子猪都没赚到什么钱,他们两个娃娃还能搞出啥名堂?!”哪晓得,龙波和王旭不仅把猪养好了,还把猪场一步步办到了外省。“现在他们身家都300多万了!这让我们真正见识了什么叫行行出状元!”

“最难得的是他们富了之后没有忘了我们!”农户们说,龙波和王旭从开始到现在,都坚持只要有问题就尽力解答,必要的时候还上门指导。“我们又不是他们投资的分场,我们赚了钱他们也得不到,但他们还这么帮忙。”而且,这两个年轻人虽然发家致富了,但依然生活简朴,整天都在钻研养猪知识,跟有些暴富者一点都不一样。

“我们的成功就是因为把知识和土壤结合起来了。”龙波和王旭说,他们能走到今天,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是在脚踏实地寻找属于自己的路。“每个大学生应该都是有相当知识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应用。”龙波说,现在很多大学生认为自己有知识有文化,是个人才了,不切实际的想法也就随之产生了,这样往往在就业的时候难以给人以好感,而在自主创业时又容易好高骛远。“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了,端正自己的态度,分析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能做好什么样的事,然后踏踏实实地一点点做起,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一个令人比较满意的目标……”

“农村多的是机会,缺的是人才,为什么那么多大学生毕业后想方设法要留在城市,死活不愿来农村创业呢?放下架子,从农村开始一样会成功。”龙波说:“这是我最想告诉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的话。”

1987年4月出生的张帅成长在哈尔滨市一个单亲家庭里,与身有残疾、靠“低保”维持生活的母亲相依为命。

贫穷催人发愤,17岁的张帅不仅成绩优秀,体育也取得了突出成绩。2001年9月,身高1.8米的他作为体育优等生被保送进哈尔滨市某中学。

他因自身的相貌英俊和体格健美迅速成为校园里的明星,但同时,他也被一个年轻的女教师盯上,并很快沦为她的“性奴”,身心备受摧残……

2004年6月13日中午,走出教室的张帅被一个名叫黎娜的女教师叫住了。黎娜是哈尔滨市某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因所在的小学修建教学楼,黎娜在张帅就读的中学借教室教学。

张帅莫名其妙地跟着黎娜走进她上课的教室。当时正值午休,学生都回家了,教室里一个人都没有。黎娜将大门反锁上,将张帅带进里面的小教室,让他坐到沙发上,然后将身体靠向他。她反常的举动让张帅大吃一惊:“老师,你要做什么?”黎娜将双手搭在张帅脖子上,表情异常地说道:“我很喜欢你。你如果按我说的做,我可以保送你到三、六、九(指哈尔滨市的几所省重点高中)……”说着,迫不及待地将身体贴到张帅身上。

与异性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的张帅又惊又怕,但黎娜已经动手解开了他的腰带。一时间,张帅的思维出现了断层,而这时,黎娜身上传来的女人气息让他心躁耳热,血脉贲张,他变得软弱无力……黎娜强行和他发生了性关系。

事后,黎娜对张帅说:“今天的事情你不说出去,就什么事都没有,不然,我就找人对付你全家!”张帅惊慌地跑出那间教室。整个下午他都神思恍惚,老师讲了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听进去。

三天后的中午,张帅在走廊上再次被黎娜叫走。黎娜伏在张帅身上,对他说:“你好好学习,听我的话,等你毕业时我会想办法保送你到重点高中的。”张帅沉默了。黎娜越发肆无忌惮起来,几乎每隔三两天她就要叫张帅去她的租屋。然而,正处在青春期、对异性充满了好奇心的他无力摆脱这个年龄比自己大一倍的女人的“性控制”,长期处于身心扭曲状态的他在课堂上越来越无法集中注意力,学习成绩急速下滑。在2004年7月的期末考试中,他的成绩由原来的班级前10名一下子跌到了30名之后。

黎娜1971年出生,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现在任教的小学。2003年9月,她6岁的女儿到离她学校不远的一所小学上学。考虑到离家太远,她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和女儿一起住。在这种与丈夫半分居般的日子里,性欲旺盛的黎娜不断寻求婚外性刺激。但与她交往的异性都有家室,不可能随叫随到,于是,当她看到“高大帅气”的张帅时,便产生了将张帅“猎”为性玩偶的念头。

2004年的暑假开始了,黎娜和女儿暂时搬回家住。一天,趁丈夫加班、女儿去补习班的机会,黎娜打电话让张帅马上到她家中来。几天后,黎娜再次打电话让张帅去她家中。9月,新学期开学了,黎娜所在学校改向另一所中学借用教室,黎娜与张帅见面的机会少了。这天,在出租屋里和张帅发生性关系后,黎娜信誓旦旦地说:“以后除了我丈夫,我就只跟你一个了,你也不要再跟别人好了。等你毕业了我们还在一起……”黎娜并不知道,她的这番话以及她在床上表现出来的“激情”,让张帅误以为这是她对自己真心相爱。

3月10日,张帅来到黎娜上课的教室外,看见教室门留着很窄小的一条缝隙,就伸手推了推,门没动,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顶着,他又用力推了推,这次门开了,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黎娜与一名中学男教师正在神色慌张地整理衣服……

不啻于遭五雷轰顶,张帅突然意识到,黎娜一直只是把他当做一个玩物,所谓的誓言不过是游戏;她不仅玩弄了他的身体,更玩弄了他的感情和尊严。他感到全身的血都冲上了脑门,冲口说道:“你完全在欺骗我!太无耻了!你们这对狗男女!”

他的话音刚落,那个男教师立刻冲上来,对他拳打脚踢。张帅觉得自己是那样的肮脏、可悲,他愤恨地对黎娜说:“你太卑鄙了,一直在欺骗我,我要把你刚才的事情说出去!”

第二天中午,张帅接到黎娜的电话,说让他到出租屋去谈一谈。张帅当即拒绝道:“我再也不会听你的话了。”

3月12日傍晚6点钟,张帅从英语老师家补课出来,正准备回家,突然一辆白色面包车和一辆红色捷达轿车停在他身旁,从两辆车上跳下三个30多岁的汉子,顿时,张帅被打得鼻青脸肿。张帅手中的棉衣和书包很快就被对方抢了过去。他看到,黎娜正站在数米外的地方看着他。

等他们打累了,张帅跳上了一辆出租车跑了。但随后他的小灵通就响了,黎娜威胁说:“是你来把东西拿走,还是我给你送过去?”这时,一个自称“涛叔”的男人接过电话对他说:“我在哈尔滨混社会十多年了,你今天敢不来取,我就把你家给铲平了。”张帅不由得又怕了起来:“我到哪里去取?”“哈尔滨市二院门口。”

因为身上没有钱,张帅只好让司机将出租车开到家门前。他叫出母亲:“妈,你把车费给师傅。”张帅母亲李萍看到儿子在流鼻血,急忙问道:“你怎么了?”“你别管,今天晚上你不要在家里住。”

在市二院门口,张帅远远就看到黎娜一伙乘坐的那两辆车停在那里,对方一个人猛地一把将他推进车里。那个自称“涛叔”的人威胁他说:“你要是管得住你的嘴巴,这事就算到此为止了,不然,当心你的小命。今天你不能回家。”说完,把书包和衣服塞到他手里,又拿出20元递给他:“这钱你拿着,找个地方睡一晚。”张帅没有接钱,他下了车,却不敢回家。那一晚,他度过了一个痛苦的不眠夜。

第二天,张帅没敢去上课,直到下午才回到家中。看到母亲红肿的双眼,他知道母亲肯定是担心得一夜没睡。他“扑通”一下跪倒在母亲身前,哽咽着说:“妈,我对不起你……”然后将自己被黎娜强迫发生性关系,以及被打的经过一一说了出来。

听了儿子的诉说,李萍只觉得心口一阵剧痛,“噗”的一声喷出一口血来。

当晚8点钟左右,满腔怒火的李萍打通了黎娜家的电话。电话是黎娜丈夫接的,李萍便将张帅和黎娜的事情告诉了对方,李萍气愤地说:“你妻子是教师,居然强迫我儿子和她发生性关系,这种行为不仅是不道德,连最起码的人性都丧失了,她不配做老师,我要告她……”不料其丈夫却说:“咱俩都是受害者,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就不要声张了,过去了就过去吧……”并很快挂断了电话。因为身体残疾,李萍多年来一直靠做手工活赚取微薄的收入。这个每天都要为生存挣扎的可怜母亲,儿子就是她全部的希望。正当她考虑着该如何为儿子讨公道时,黎娜打来电话,表示要和她谈谈。李萍愤怒地质问对方:“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谈?你还是个老师吗?你还有师德吗?”黎娜说道:“我可以给你们一万块钱作为经济补偿。”黎娜的话让李萍更加愤怒:“多少钱能弥补孩子遭受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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